走进沂蒙革命老区临沭县朱村 小村档案馆 见证变迁留住根

来源:人民日报     时间: 2019-06-14 16:21:06     


麦收时节,遍地金黄。一条人工河,风光旖旎,分沂(河)入沭(河)。两侧杨树林,密密匝匝,洒下斑驳光影。记者在林间穿梭,宛如行进在画中。

画的尽头,就是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曹庄镇的朱村。

朱村是个“红色村”,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工作、战斗过。1940年初,八路军的两支队伍进驻朱村,村民腾房子、筹军粮,朱村成为堡垒村。1944年除夕,日伪军突袭朱村,一一五师老四团“钢八连”官兵闻讯赶到,浴血奋战,保卫了朱村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打那时起,每年大年初一,乡亲们都要把第一碗饺子捧给烈士。

2013年11月,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来到朱村,观看这个抗战初期就建立党组织的支前模范村村史展,了解革命老区群众生产生活。总书记强调,生活一天比一天好,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,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,不能忘记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。

岁月留痕,留下了历史。朱村建成了山东省第一个村级档案馆,分门别类,收藏了会计、土地、文书、组织等10类7000多卷(件)档案,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迄今的历史轨迹。

近日,记者走进朱村档案馆,透过一页页泛黄的纸张,仿佛穿越时空,寻觅到了朱村人拼搏奋斗的精神源泉,也看到了一个革命老区小村庄70年的巨变。

五张清朝农业税票

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,多予少取放活,乡村好戏连台,“是党的好政策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”

王经臣今年70岁,皮肤黝黑,满头白发,走起路来,脚底已经沙沙作响,提起村史,却如数家珍。

朱村曾属郯城县,后归临沭县。说起来,朱村有些“名不副实”:全村无一户朱姓,近九成农户姓王。明朝正德十五年,胶州人王随迁徙到此,娶妻定居,繁衍生息,终成望族。因村东沙丘被道路环绕,呈九龙戏珠之势,得名“珠村”。后因村民崇尚朱子哲学,改为“朱村”。

王经臣早年务农,改革开放后,从事个体经营,1998年赋闲在家后,东奔西走,搜集村史和抗日战争相关史料,2012年参与村史馆筹建,成为义务讲解员,人称“王馆长”。

走进朱村档案陈列展室,王经臣来到一个展柜前,指着5张皱巴巴的纸条,神色得意,“这个物件,不少来参观的人都说没见过!”

5张纸条,抬头名称为“上忙执照”,有的已残缺不全,字迹也有些模糊,依稀可辨“山东省沂州府郯城县为征收钱粮给发执照事今据,王淳完纳咸丰六年地丁银”等字样。“这是清朝的农业税票,那时的农业税称为地丁银。”王经臣介绍。

作为一种在农村征收、来源于农业并由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赋,农业税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之久。新中国成立后,农业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,一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。

1951年,朱村第一次将地亩产量登记入簿,改变了以前估算产量和赋税的历史。

从现存账本看,朱村的完整记录始于1953年。从那年起,朱村的粮食生产、分配预算决算方案、征购粮、农业税等收支分配账,被几代会计忠实记录并妥善保管下来。比如,1956年,朱村粮食总产量28.08万公斤,交公粮2.72万公斤,包括小麦、谷子、稻子、花生等;缴纳农业税4732.76元。

王经臣说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土地产出率低,小麦亩产只有两三百斤,一年只种一季。很多人以地瓜、野菜、树叶为主食,少年时的他,吃不饱是常事。1961年、1962年,因遭受严重自然灾害,朱村免交公粮和农业税。

朱村的户口档案保存完整,这些档案始于1958年7月7日,每户一页,登记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文化程度等信息。

记者查到,一个叫王朱建的村民,给孩子取名为大米、小米。“起这样的名字,就是希望孩子有饭吃、别饿着。”王经臣说。

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,到了70年代,村里小麦和秋玉米、高粱轮作,粮食大幅增产,王经臣们终于吃上了饱饭。1975年,朱村粮食总产量达到60.96万公斤,征购公粮4.67万公斤,缴纳农业税3939元。

进入80年代,小麦已经成为农民的主粮,地瓜、玉米等淡出餐桌。交粮也不愁了,1982年,朱村粮食总产量109.25万公斤,征收任务为3.3万公斤,实际缴纳公粮11.65万公斤、农业税4635元。

1983年起,已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朱村,公粮任务也按照承包人口分配到户,村里只负责发任务通知单,需农户自行到粮管所缴纳公粮,可以多交,不能少交。多交部分,国家按议价粮付款。富余部分,农民也可以拿到市场买卖。“从这年起,朱村的会计报表就简单多了,村干部的担子也越来越轻。”当过生产队会计的李广茹说。

进入新世纪以来,连续16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“三农”,多项重大涉农政策密集出台,力度大、覆盖广。2006年1月1日起,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,对中国农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。

翻阅着老账本,李广茹感慨万千:“现在种地不但不再交税,还要倒补哩!”到2016年,朱村每年种植小麦1287亩,国家补贴每亩每年125元,良种补贴每公斤1.34元,农用柴油每亩补贴10元。“是党的好政策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。”李广茹笑着说。

一场“民告官”官司

一份土地档案,打赢了一场官司;一颗“定心丸”,焕发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

咚!法槌在桌子上清脆落下。

临沭县曹庄镇朱村胜诉!2001年,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,大官庄水利枢纽闸管所垂头而归。

因为非汛期蓄水,造成农田被毁,朱村粮食绝产。案子成败的关键,是朱村的一份土地档案。

1951年,一项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在沂河和沭河之间实施:开挖“分沂入沭”水道,实现沂、沭河洪水东调南下,缩短入海距离,统筹解决鲁南、苏北洪水出路。

但是,这项工程却让朱村遭遇一次大灾。1998年4月,大官庄水利枢纽闸管所的一次蓄水,导致朱村近千亩粮田被淹,小麦绝产,殃及全村1/4人口。

多次调解未成,翌年秋,朱村将沂沭河管理处、大官庄水利枢纽闸管所告上法庭。

法院一审判定,由沂沭河管理处、大官庄水利枢纽闸管所负全责,被告方不服,认为“涵洞漏水是工程质量问题,不应只是管理单位的责任”“其中被淹的200多亩,不是村民的土地”,提起上诉。

二审开庭,一本《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》拍在桌子上,“不是我们的土地?看看我们登记入册的房屋土地确权凭证!”朱村农民理直气壮。

对方捧起凭证,翻来覆去看了个遍,而后面面相觑,哑口无言。

这份土地确权存根,填于1952年1月7日,竖式排版,毛笔书写,小楷字工工整整,每户一页,装订成册,共有8册。其上户主姓名、人口和土地亩数、坐落、种类、四至、长宽尺度以及房产四至信息一目了然,十分详尽。这些存根的原件,保留在每户村民手中。

一份土地档案,打赢了一场官司。“存档在朱村成了一件大事,真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哩!”王经臣喜不自禁。

这份土地确权凭证,是1951年根据当时的土地改革法精神,按人口统一分配土地的原则,数量上抽多补少,质量上抽肥补瘦,确保全村人人都获得了同等的土地。当年12月,全村所有农户都领到了这样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,这也意味着朱村土地改革工作全面结束。1955年开始,朱村人以土地作股,先后加入初级合作社、高级合作社。

改革开放后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安徽小岗村走向全国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尊重农民意愿,始终是农村改革的基本遵循。1982年底,朱村彻底实现包产到户,以家庭为单位生产,交足国家的,留够集体的,剩下都是自己的,还可以自由买卖,农民生产积极性迸发。

包产到户,土地分配公平公正是关键。为确保公平,第一轮承包到期后,1992年,朱村又按照宅、田、场、园统算的原则,再次调整土地,使分配更为合理,也为后来的土地流转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但不管怎么改,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,不能把耕地改少了,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,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。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,保障农民利益,1997年,国家出台政策,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,再延长承包期30年不变。

现在,朱村每家又增添了一个新本子,红色封皮,烫金字体,叫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,家家户户小心翼翼收藏。

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,农民外出打工渐成常态,农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趋势。但是,承包地被大户、企业流转了去,自己的土地权益如何保障,农民心里难免犯嘀咕。

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,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。尝过了土地确权的甜头,朱村村民纷纷拍手叫好:自己的承包地流转出去,再也不用担心“丢”啦!

在这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,包含了承包人信息、地块名称、编码、四至以及是否基本农田、承包期限等详细信息,白纸黑字的法律凭证,给了农民十足的底气:有了本本,农民即使进城买房落户,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然能得到保护。

近年来,朱村的现代农业蓬勃发展,村民不仅每年可获得一亩地1000元的流转租金,还能在园区上班当工人领工资。

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,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,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,让农民吃了颗‘定心丸’,心里踏实着呢。”村支书王济钦表示。

两位省劳模

朱村的奖状和书,连同那战天斗地的艰苦创业史,都被妥善保存在档案馆中,“这是朱村人心底最深沉的力量和精神源泉”

档案陈列展墙上,挂着几张奖状,其中有张特别养眼。

奖状名称是《小麦丰产奖状》,上书:“奖给一九五九年小麦丰产先进单位郯城县曹庄人民公社朱村生产队”。颁发单位是“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委员会”,落款时间是1959年9月12日。

字体飘洒圆秀,筋骨峭拔,是舒同体。记者猜测,这是集舒同的字体印刷的。

“哪里!”王经臣大笑,“这是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亲自写的!”

真是被毛泽东称作“党内一支笔,红军书法家”的舒同写的?记者赶紧凑近细看。没错,有毛笔手书的痕迹。

当年,朱村小麦大丰收。第八任村支书王经选因此被评为山东省劳模,去省城济南领奖时,带回了这张奖状。

“北京来参观的好几位专家教授都说,你们这奖状可值钱啦。”王经臣津津乐道。

其实,王经选从省里带回的,不止这一件“宝贝”。

2014年正月初六,临沂鹅毛飞雪,天寒地冻,几个人冒雪前行,匆匆赶到朱村。

见到王经臣,他们急切地说:“我们是市委组织部的,来借一本书。”

书?王经臣有些诧异。

“对,1959年《山东省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典型材料》。”来人解释道,“现在临沂仅存你们这一本了,要抓紧留档保存。”他们借走书后,复制了一本,又将原件完璧归赵。

这本书,现在摆放在档案陈列展柜里,比砖头还厚,内页纸张粗糙,打眼装订,用线穿起来。书中,收集了当年全省207个先进单位的典型经验,参会人员各得一本。

说起朱村所获的荣誉,王经臣用手一比划,“朱村的奖状,有厚厚一摞哩。”仅1959年至1960年,朱村就3次受到山东省委、省人民委员会表彰。朱村的奖状和书,连同那战天斗地的艰苦创业史,都被妥善保存在档案馆中,“这是朱村人心底最深沉的力量和精神源泉。”王经臣说。

当年,为了“分沂入沭”工程,朱村土地变得凹凸不平,农业生产甚至出行都备受困扰。但村民们就像当年支持八路军一样,支持工程建设,不等不靠不埋怨。随后,朱村群众一头扎进农活里,填土方、修河堰,整田造地,用挖河的弃土,将村前村后的废旧洼地填平,并将挖河培堤时零星占压毁坏的土地恢复整理,硬是造地400余亩。

2011年,王济钦当选村支书,第一件事,就是修建朱村档案馆,重建朱村抗日战斗纪念园,让“钢八连”的故事流传下去,让军民水乳交融、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代代传承。

多年来,这一精神力量已经在朱村人心中生根发芽,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,迸发出新的活力。

农闲时,朱村人多到周边县城打工,靠着勤劳的双手,增加收入。走得最远的一户到了新疆,在当地干建筑承包,还有两三户通过做服装、家电生意,后来成为富户,资产千余万元。

2012年开始,王济钦通过土地流转,先后种植近千亩葡萄园和梨园,建成朱村现代农业示范园,亩均收入最高达到2.4万元。今年,还有一家外地服装厂来村里投资,目前已经投产。

这些年,朱村所获的荣誉,从省级走向国家级:

2013年11月,成为“全国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”;2016年11月,被评为“国家级传统村落”;2018年1月,捧回“全国文明村”牌匾。

2013年,王济钦被评为山东省劳模。现在,他又有了新蓝图:继续挖掘现有的清代民居、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旅游资源,保护传统村落,传承红色基因,让老百姓过上更红火的日子。

一支过硬的队伍

“三会一课”制度坚持37年,“夯基垒台,久久为功,方能结出累累硕果”

朱村为什么能长期保持先进?记者向王济钦讨教。

王济钦沉吟片刻:“关键是基层组织建设得好,有一支过硬的队伍。”

早在1939年春,朱村就成立了党支部,是临沂市最早成立党组织的村庄之一。创始人王经奎,是首任村支书,1941年任滨海军区临沭独立营二连连长,1946年奉命组织率领干部工作连支援东北,行进途中遭敌突袭,为掩护同志,英勇牺牲,年仅33岁。在陈展室墙上,挂着8位烈士的简历,他们有的血洒抗日战场,有的献身解放战争,牺牲时最大的33岁,最小的仅19岁,还有一位25岁的女性。

朱村党支部抓党建从不含糊。从60年代起,朱村就开始建组织档案。档案馆里,历年来的组织建设登记表、支委会意见草案等记录十分完整,装订简陋的党员考评登记表、点名册一应俱全,基本情况清清楚楚,均用毛笔工工整整誊写。

一份手写的《关于坚持“三会一课”制度的意见》,吸引了记者目光。这份《意见》写于1982年12月30日,“党员大会每月的月底召开一次,主要总结检查一月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情况和一月来的工作,部署下月工作计划。党的支部委员会每月的28号前召开一次……党的小组会议每月20号左右召开一次……每月初上一次党课……”

王济钦说,除了农忙季节,“三会一课”制度一直坚持至今,现在更规范。

80年代,普法工作在全国铺开,朱村一些人不以为意,推三阻四,不愿参加教育活动。如何吸引他们来听课?村党支部动起了脑筋。

当时,村里有两座砖窑厂,经济效益不错,集体年收入五六十万元。村里拿出2000多元,托人从辽宁锦州搬回一台大彩电,浩浩荡荡,敲锣打鼓送到村部会议室。

那时,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,村民们眼睛都瞪圆了。每天晚上,只要电视一响,不用通知,村民把饭碗一撂,呼啦啦坐满一屋子,挤不进屋的,就在窗外踮脚伸脖。待到人齐了,“吧嗒”一下,关掉电视,开始普法。讲完后,继续看电视。时间一久,村民们对普法课听得津津有味。

细雨润无声。这些普法真起了作用,朱村曾经连续7年无刑事案件,被县里评为文明村。

后来,这台彩电还被用来播放党建录像带、碟片等,成为组织建设的重要载体。

“夯基垒台,久久为功,方能结出累累硕果。”王济钦说,朱村近些年每年都会发展三四名党员,全村现有党员84名。

“我写了很多次入党申请书,一直没有实现愿望。2016年67岁时,终于入党了!”王经臣脸上写满自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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